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 ——台湾电影《女朋友•男朋友》的含混美学叙事

发布者:武汉大学青年传媒集团  发布时间:2016-06-19 17:36

【作者:熊念慧】【编辑:future】【点击:2185】

有人说,《女朋友·男朋友》仿佛一则黑暗的寓言,距离上映一年多之后,台湾发生了“野百合”——“反服贸”学运,不知道美宝那对热衷于制造集体反抗运动的双胞胎女儿是否也参加其中。台湾作为飘零的亚细亚孤儿,至今依然在太平洋上随着风雨,浪荡不堪,放眼过去,是中国母亲的隔岸呼唤,是日本若隐若现的历史猛兽般的觊觎,是地理上的阻隔。汪洋中的孤立感或许赋予了它寻求安身立命的勇气,但是,每隔二三十年发生的学运,同时展现了它的彷徨与不自信。

《女朋友·男朋友》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关于三人成长的故事,而在这个小清新趋之若鹜的故事之上,承托了台湾解除《戒严法》和取消万年国会前后最为动荡的二十个年头的历史。

乱世如歌,当“宏大叙事”已经在当下消退,历史的伤痕应该如何安抚,或许是不闻不问,是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或许是侯孝贤的电影美学,爱已经从风柜消逝,恋恋的是那几年微不足道的风尘,或许是朱天文笔下那一抹世纪末的华丽,以呓语、狂欢、颓废,成就了迷惘一代的成长。《女朋友·男朋友》以含混美学的叙事方式,揭开了历史的“大我”之下,个人“小我”的彷徨与牺牲,也渲染了属于80年代台湾青年人独特的青春记忆。

“自由”不自由

电影开头从双胞胎姐妹的苹果手机视频镜头切入,操场上学生们铺天盖地的呐喊——“我要穿短裤”将观众带入一种青春的蓬勃朝气之中,同时也令人产生不明真相的时空错乱感。而林美宝当年也是在王心任的怂恿下义无反顾地参与领导了校刊社的自由抗议活动,为了躲过老师的审查,在《校刊》上刊印“湿背秀”、“脱衣懒”等“不符合要求”的内容,学生们密谋策划了全校的大型“造反”。两个女儿领导了全校的“女生也可以穿短裤”自由抗议事件,依稀可见当年妈妈的影子。虽然是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学生抗议运动,但当事人身份和事件因果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事实上是一处精彩的参照系含混。

另一处惊心动魄的伏笔是,在王心仁的造反活动成功,学校操场放起鞭炮,带有情色和戏谑内容的刊物满天飞之时,阿仁发起对美宝的追求,他对美宝说:“跟我在一起,你就有请都请不完的公假,我们就都自由啦这时,林美宝没有惊喜或者开心,反而泪如雨下,抿紧嘴唇想要掩饰自己的痛苦矛盾。这时的美宝或许是因为对陈忠良不爱自己爱阿仁,转而阿仁追求自己的“三角关系”感到不知所措。那么,到了影片末尾1997年,“太阳花”运动已经过去七年,成为历史,台湾时局相对稳定此时王心仁成为他岳父(应行政院院长)的幕僚,对岳父点头哈腰,对妻子千依百顺,当年的那股年少气盛已经荡然无存,也看不出他是当年那个站在总统府前高呼民主”“自由,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美宝怀上了阿仁的孩子,却没有告诉他,当他们决定远走高飞的时候,阿仁再次对美宝说:“离开这里,我们就自由了。”

当成为阿仁婚外情人的美宝面对打电话给女儿讲睡前故事的阿仁,她还是一样的表情,噙着眼泪回过头,因为她知道,有了孩子的牵绊,阿仁不可能给她“自由”,更不可能实现当初“我们就都自由了”的誓言。

影片中类似的跨年代暗合俯拾皆是。

这三个人的故事,一开始发生在1985年,具有反叛精神的王心任正在策划一场浩大的集体反抗活动,对集体活动并不热心的林美宝和陈忠良,却在王心任的怂恿之下,一起参与了这场狂欢。尽管二人对真正的政治并不热心,但是他们也在旧书摊卖起了“禁书”,当有人问起:今天有没有《自由》啊?林美宝则说:“今天有《民主》没《自由》啊!”一则普通的对话,却包含了导演埋藏的隐喻,1985年,蒋经国已经感受到大势已去,政策的松动以及准备着《戒严法》的最后把守,台湾的政局面临一次巨大动荡,民间是一片如饿狼一般渴求着自由民主的呼声,地下刊物广泛传播,国民党政府即将面临的危机成为公开的秘密。“民主”开始渐露头角,“自由”依然是最高追求。这里体现了所指含混的叙事手法。

我们都是在自讨“苦”吃

狂欢抗议活动成功当晚,美宝和陈忠良分别送给阿仁同一款运动鞋的蓝色款和红色款作为生日礼物,其实也是暗喻了二人对阿仁相同的情感,而阿仁猜错到底哪一双是美宝所送,也暗示了观众美宝最终也无法得到阿仁的不圆满结局。

这里红蓝色运动鞋所代表的不同性别的爱情体现了一种意义含混。而影片后半部分,历经沧桑的陈忠良,在苦苦等待男性伴侣而无果时,遇到了生活仿佛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的美宝,向她倾诉自己傻傻地为那个“他”吃苦瓜的经历时,他轻笑着说:“他常说,全世界只有我肯为他吃‘苦’,但事实上,‘我们’都是在自讨‘苦’吃。”这里,两个“苦”自然是“苦瓜”与“痛苦的事情”一语双关,但同时陈忠良这句话里并没有言明后半句话“但事实上”是不是也是那个“他”的话,因而话中的“我们”也指代不明,究竟是指陈忠良自己和“他”,还是指陈忠良自己和交谈的对象林美宝,抑或是陈忠良、美宝、阿仁和那个“他”在内的所有参与故事的主人公,他们都是逃不过人生苦果的不幸者。此处的意义含混较之上一段的颜色暗指情感的含混手法更显高明。

除了参照系含混、所指含混以及意义含混,影片的主人公也身体力行地贯彻着“含混”的美感,同一时代背景下,他们对彼此的心意和对未来的想法都是“含混”的。

最明显的体现在影片的第二个阶段,1990年,《戒严法》已经解除三年,而“太阳花”运动却正在热烈进行。热衷集体反抗运动的王心仁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而林美宝和陈忠良依然亦步亦趋地跟着阿仁,就如美宝在学生们在总统府前抗议的时候,对着台上的阿仁摆出“我爱你”的手势一样,万年国会仿佛与她无关,“民主”与“自由”于她的意义不大。她关心的,只是在这场集体狂欢之中如何与王心仁站在同一阵线上同仇敌忾,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做的一切,我都支持。更讽刺的是,她和阿良都认为“今晚应该弄一批香肠来卖,什么东西贴上‘民主’两个字都很值钱。”而反观“太阳花”运动,当中又有多少个像陈忠良和林美宝这样的人,在里面喝酒狂欢,胜利与失败于他们只是隔靴搔痒?美宝更关心的是,希望阿仁不会被警察抓到,参与运动适可而止。当她想留着阿仁在家中,避过当晚的混乱之时,阿仁却坚持回去继续参加活动,他对美宝轻轻耳语:“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搭上就翻身了。你先睡,睡醒了,台湾就不一样了,我们就都自由了。”

这种主人公同床异梦的心理活动的“含混”表达使得“自由”一词显得滑稽可笑,也为全片笼罩上了一层隐秘而朦胧的错乱的美感。

情感暧昧不明≈多重含混叙事?

在第一阶段,年少的陈忠良一开始看到美宝给他的那封空白的信的时候,是会心一笑。而在影片的结局,却看到了他由笑转为痛哭,而空白的信笺渐渐淡入了他和林美宝在干枯的游泳池上相互偎依的镜头。笔者认为,这是林美宝当时留给陈忠良最后的选择,林美宝一开始爱着陈忠良,却不敢直接表达这种感情,最后和王心仁在一起。到最后,林美宝始终还是和陈忠良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在开始和结尾,他们都是比较密切的。

相对于王心仁,他仿佛是个外来者,将这场感情的微妙互动打破,王心仁——追求“自由”的介入,使到他们之间的默契打破,迎来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拉锯。陈忠良是同性恋者,而林美宝是“爱错了人”,如同林雅喆之前的作品《蓝色大门》里面一样,年少时错误的“爱恋”成为了一桩美丽的遗憾,这个遗憾也淹没在大历史的浪潮当中。

陈忠良的同性恋身份,象征着在知识权力的社会架构下,这个群体依然被压抑着的“边缘人”的状况,面对“同性恋者”(陈忠良)和“自由主义者”、“左翼”、“绿党”(王心仁)取舍的林美宝的暧昧态度,即如电影名字“女朋友”还是“男朋友”,含混的叙事表达了故事所想展现的情感线索也表达当下社会个人情感以及面对历史问题棱两可的现实状况。

这种暧昧不明的情感线索,带给观众很多“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即是达到了含混美学叙事的效果。《女朋友·男朋友》中体现了西方美学中的后现代审美,追求一种碎片式的变调性影象感知效果,类似于“蒙太奇理论”,将人的心路历程简化成镜头的错乱拼接,既能够模拟心理变化,又能够强化感情,以阐释影像的含义。

事实上,含混美学得以在这部影片中得到如此高纯度的展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语语法的含混。用学术语言来表述便是,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它们既没有“性”,也没有“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任何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不会有什么问题。

汉语动词没有时态,中国人讲话没有说明时间,地点变化的标记,这些都是事实;但同时,他们的思绪经常处于含混状态。《女朋友·男朋友》算是很好的利用了汉语语法在社会学中应用的这一大特色。

当然,《女朋友·男朋友》中有一部分美学手法的原理应该是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联系的。中国美学中诸如意象、意境理论,中国儒、道、佛中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儒家的美善合一、扬善劝恶的理想主义、忧患意识,道家的追求自由放达、“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佛学所看重的悟性、空灵等实际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台湾更多的电影制作。那种中国人特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涉理路,不落言笙”的描绘,都暗藏了中国美学独具魅力的张力。